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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12年“原地踏步” 上海家乐福六千员工无奈心伤

记者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家乐福上海20家门店6000多名一线职工的收入长期徘徊在全市最低工资线。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今,家乐福上海职工的实际月收入增长了不到50元,而这期间上海的最低工资翻了3.45倍,上海人均GDP至少翻了3.09倍。

可见,家乐福职工的工资表面上看似“原地踏步”,实际却在“逐年退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家每年都在迅速扩张的超级零售企业,这家来自崇尚“自由、平等、博爱”又高度重视劳动者权益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却一再拒绝企业工会提出的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

而且,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条刚性的法律条款可以把家乐福老板拉回到谈判桌前,来进行劳资间理性的集体工资协商。

保安张淮安

一人须打两份工 妻子骑车3公里到郊区买菜

张淮安骑着一辆肯德基快餐店的外卖车,在上海阴冷的“三九天”里走街串巷。虽然送的是肯德基套餐,但张淮安却不是肯德基的员工,他的主要职业是家乐福南方店的保安。

在家乐福上海所有门店,一线保安的收入均为1550元,扣除“四金”,到手收入为1165元。比上海最低工资高了45元。因为收入太低,做一休一的张淮安又做起了送外卖的兼职,这样可以额外赚到1000元。张淮安说,其实给肯德基送外卖的收入更高,因为工作时间仅5至6个小时,而家乐福的上班时间则要15至16个小时。

由于1165元的收入仅仅能够解决一家三口的伙食,而且还需要妻子骑3公里车到更偏远的郊区去买菜。于是,送外卖这份兼职就成了张淮安一家每月生活资金链的重要一环,缺了它,生活就难过了。

在家乐福工作5年,对于低收入,张淮安虽然心里不乐意,但嘴上从来没抱怨过,因为做了十年的老员工和他的收入一样低,他不好意思抱怨。

现在最令张淮安担心的就是万一肯德基不再雇用他,“没了这1000元,你让我怎么活啊?”张淮安苦笑着埋下了头。

工资低飞,谁的乐趣

七成员工徘徊在最低工资线 用电脑程序严防工资跌破最低线受罚。近年来家乐福在员工收入上采取的思路就是紧贴上海最低工资线“低飞”。这种低飞的“乐趣”显然是建立在员工工资长时间得不到增长的痛苦上的。

为了避免触犯法律的风险,家乐福在电脑计算职工工资时安装了一个程序,如果职工工资不到市最低工资,就自动采用最低工资。这个程序在日后家乐福制定职工工资时发挥了“托底”的重要作用。

2008年和2009年,家乐福“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将公司员工最低工资牢牢定格在上海工资最低标准960元上。而2009年上海市的平均工资已经涨到3292元。

从1998年的1075.77元,到2009年的960元,家乐福11年间职工工资不增反降。2010年,上海大幅提升最低工资线,家乐福根据测算,最终将职工实际到手收入定格在1124.8元,这才终于重新回到1998年的工资水准。

由此可以得出,家乐福目前近七成员工的收入徘徊在最低工资线上。

职工离职率一度高达108.5%多家门店深陷“用工荒”

“家乐福的用工荒已经非常严重了,薪水这么低,他们已经很难招到人了。”在张丽萍提供的这份数据中,记者看到,从2006年至2009年,家乐福“店均人数”逐年下降,从400多人降低至300多人,以该店在全市15家门店的折中数量计算,每年要流失员工600多人。

2006年上海家乐福职工离职率匪夷所思地高达102%,2007年更是高达108.5%.许多人只做了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走了,收入实在太低了。

用工荒发生后,家乐福如何弥补劳动力的空缺呢?张丽萍告诉记者,家乐福开始将大量工作交给促销员,让这些供应商派来的员工为他们打工。

比如,原本卖电水壶的促销员被要求“顺便”卖一下电风扇,这让许多促销员反感,一来工作量增加却又不增加一分钱,二来自己不懂电风扇功能,回答顾客问题力不从心。不过,促销员最终只能被迫接受,因为家乐福在供应商面前一贯强势。

时间一长,家乐福管理层发现,促销员并没有想象中“得力”,他们只卖自己厂方的产品,其他产品卖起来并不上心。于是为了便于管理,家乐福部分门店试图把“做一休一”工作制改成“做五休二”工作制,增加促销员的归属感。2009年,家乐福古北店率先推行这一制度,结果遭到促销员集体“罢工”,该方案最终没有全员推广。

其实,家乐福比谁都知道,他们的工资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加薪福音迟迟等不来

工会一谈涨工资,法国老板起身就走 工资集体协商数次交涉无果

2008年1月1日,《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正式实施。当时,家乐福许多员工以为,这部《条例》将会为自己增加工资带来底气。然而,他们并没有等到这样的好消息。

法国老板一直走“形式”和“过场”,虽然同意多次协商,但屡次都未达成共同协议,第一次协商后,工会干部们感觉,法国老板始终纠缠于“集体协商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对于工资底线、工作时间、基本福利只字未提。第二次协商和第三次协商,法国老板都带了两名律师出席,而且每次都要和工会干部就协商制度本身纠缠不清,市总工会法律部一位参与协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简直就是胡搅蛮缠,我一看便知道,他们根本不想和工会谈,只是拖延应付。”

2008年最后一次协商会议上,家乐福工会采取“直奔主题”的谈判方式,提出要增长一线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8%.没想到,受家乐福华东区区长委托前来开会的家乐福上海区区长(皆为法国人)直接起身离席,再也没有回来。把工会方的谈判人员“晾”在一边。

协商在一瞬间无疾而终。家乐福工会之前准备的所有关于职工收入的建议都被憋在工会干部们的肚子里。前去指导谈判的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工作人员失望至极:“我们当时觉得,法国老板既然答应参加协商会议,应该是怀有诚意的,但没想到,他仅仅是坐在那里,走了个过场,摆了个POSE.”

家乐福的面包还是12年前的那个价吗?

CarrefourChina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分有中国味的名字———“家乐福”。

家乐福应该知道“养家的责任,工作的快乐,生活的幸福”对中国员工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企业经营行为里,你却未必能找到这样的解读。

当一名员工为家乐福辛勤工作12年而自己的工资却在“原地踏步”,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够承担得起养家的重任?他对工作还有什么乐趣?他对幸福还有什么期盼?但我知道,家乐福如今的面包肯定不再是12年前的那个价了。

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员工选择了“用脚说话”,家乐福的员工离职率连续两年超过100%,至今深陷“用工荒”。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乐福仍强硬拒绝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为什么家乐福在美国、在法国本土都是关爱员工、遵纪守法的典范,来到中国就变了一副“面孔”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集体协商制度缺乏应有的“刚性”。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和《集体合同规定》,但这两项均属部门规章,在立法上处于较低层次。在内容上,法律法规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多以“可以”、“应当”等字眼来约束企业,而不是“必须”。这就使得工会组织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时常常感到“理不直、气不壮”。